一说起日本的垃圾分类,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“路上垃圾桶少”和“分类手续多”这两个事实。的确,这一“少”和一“多”,基本概括了日本在处理生活垃圾上最主要的两个原则。日本的垃圾处理制度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,而在新的时代也面临更多挑战。了解日本垃圾处理的过去和现在,也许能为更多城市的垃圾处理提供新的思路。
明治维新之后,随着日本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,城市居民产生的垃圾开始成为一个公共议题。早在1900年,日本就制定了《污物扫除法》。该法把垃圾的收集和处理规定为城市行政单位的职责,这也为后来日本的垃圾处理制度定下了基调。
随着战后经济复苏,城市垃圾问题也进一步加剧。一方面,对于垃圾焚烧场和填埋场的需求不断增大。另一方面,要确保垃圾在运输途中不对城市环境产生影响,需要更多基础设施的投资。为减轻作为垃圾处理主体的地方政府的负担,日本1954年通过了《清扫法》。它使得中央政府为地方处理垃圾提供财政和技术的支持有法可依。
进入高度成长期的日本,城市垃圾更是飞速增加。在1960年到1980年这20年间,日本的垃圾大约增加了3500万吨,增长了5倍。其中来自工业生产的垃圾还导致了大规模公害的发生。
1970年,日本国会通过《废弃物处理法》。该法明确规定了生活垃圾由政府处理、工业垃圾由企业自行负责的原则。有了惩罚的制约,对企业污染的控制得到了加强。但在生活垃圾的处理上,更多障碍却急需解决。
城市政府试图在市区内新建垃圾处理厂的动议常因“邻避效应”而中断。最为生动的一个例子是笔者之前介绍的文章《日本城市的垃圾战争》。1970年代,因为东京杉并区居民的反对,该区的垃圾处理厂无法建成,大量的垃圾需要运送到江东区填埋。而江东区的居民也发起行动,拒绝杉并的垃圾车进入。在市和区各层级政府和市民代表的多次商谈后,对峙才勉强告一段落。正因为这些因素,日本垃圾处理厂的空间不足问题,始终无法彻底解决。根据日本环境省的数据,到1990年,日本垃圾处理容量只剩下8年空间。
在此背景之下,日本各界终于意识到,要解决垃圾处理的危机,更关键的应对方案在于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。
1991年,《废弃物处理法》得到修正。抑制废弃物并对其进行分类、再生和再资源化的原则被加入其中。随后,日本相继通过了数部资源回收法规,比如1995年的《家电回收法》、1998年《建设回收法》和2000年的《食品回收法》。2000年,《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》出炉,它确定了日本从大量生产、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型的社会,转变为以Reduce(减量)、Reuse(再利用)和Recycle(回收)为代表的3R社会的决心。
日本垃圾分类体系正是在上述充满矛盾的1970年代诞生的。而静冈县的沼津市通常被视为日本垃圾分类的一个发源地。1975年,随着垃圾量不断增多,当地政府不仅缺少空间堆放垃圾,更缺乏足够资金来支付庞大的人工费支出。在政府和市民的协商下,大家提出,如果可以在垃圾被搬运和回收之前,先按照种类进行分类的话,既可以减少后续工作量,又能通过资源再利用来制造收益。从这一年四月开始,居民们按照“可燃垃圾”、“填埋垃圾”和“资源垃圾”这三种类别来进行丢弃及回收。
和现在许多刚导入垃圾分类制度的城市一样,沼津市民一开始也是怨声载道。但两个因素推动了该制度的成功普及。
第一,当时的沼津作为一个工业城市,工人占据了城市人口的相当一部分比重。而他们通常和同一个工厂的同事居住在同一社区内。依靠着这种建立在“业缘”之上的社会资本和关系网,更多居民得以接受和认同分类的制度。
第二,在推行政策时,注重以市民为行动主体。对分类进行宣传和监督的,往往都是当地的居民志愿者。在他们积极的介入下,分类才得以进入每个家庭中。
在日本垃圾处理方式开始转型的1990年代,以“可燃、不可燃和资源”这三种类别为主的“沼津式”垃圾分类规则,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地方行政体采用。同时,G7东京峰会为代表的国际会议的召开,和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事件为代表的恐怖袭击,对城市公共安全提出了高要求,使得作为“安全隐患”的城市公共垃圾桶逐渐减少,这也间接加速了垃圾分类制度的推进。
在今天的日本城市中,公共垃圾桶基本不存在。唯一类似的替代物是大街小巷各便利店的垃圾桶。但它们原则上只供进行购物的消费者使用。
新宿基本按照“沼津式”的分类法,把垃圾分为“资源垃圾”、“易燃垃圾”和“金属、陶瓷、玻璃垃圾”(即不可燃)三种。其中资源垃圾每周回收一次,后两种垃圾每周回收两次。每周的回收时间会根据居民所在町的不同而略有差别。垃圾必须在指定投放日的8点前放到规定的地方(基本上大家会在前一天睡觉前就把垃圾放好)。
独门独户住宅的垃圾丢放所一般就在大门边上,而多住户的公寓楼通常会有自己的垃圾堆放室。也由此,对公寓楼的居民来说,丢弃时间可以更加自由。他们只需把垃圾扔到垃圾室的规定角落里,到了特定的回收日,会有回收业者进入垃圾房统一收走。
在规定的时间和日期之外,丢放的垃圾不仅不会被回收,还可能会因为随意丢弃而受到惩罚。日本动画片《蜡笔小新》里就有一集关于垃圾回收的故事:小新家所在的小区改变了垃圾回收的方式,而他们老是搞错指定的时间和种类,从而垃圾不断被退回并受到了警告。
此外,分类垃圾的丢弃方式也有讲究。比如在丢弃玻璃或塑料瓶时,居民需要对它们进行简单的清洗。在丢弃厨余垃圾时,有时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干燥处理。
另一方面,不要的家具和家电等,只要其任何一边的长度超过30厘米,就会被归为“粗大垃圾”。这些垃圾的丢弃需要通过网上或电话预约。同时,居民还必须在便利店等场所购入“粗大垃圾回收贴纸”(相当于交了粗大垃圾的处理费)。在约定的时间,把有贴纸的粗大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,才能有相关从业者完成回收程序。
回收费根据垃圾的大小和种类而变化。比如在新宿区,回收一个普通收纳箱需要400日元,而一个两人沙发则需要1200日元。为了避免这笔开销,有时居民会找民间回收业者,试图以更便宜的价格处理。把不要的家具卖给二手中介店也是另一种选择。正因为存在处理垃圾的成本,市民们在购买家具和电器时会更加精打细算。同时,也为回收和旧物再利用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动力。
在以个人或家庭为主体的垃圾分类和回收之外,日本城市中还存在以小区为单位的“集体回收”(日语:集団回収)制度。集体回收的对象一般限定为资源垃圾。在新宿区,十个以上的家庭就可以结成一个集体回收小组。这些小组可以和资源回收的业者协商一个最便利的回收时间和方式。而每年两次,新宿区政府会根据回收小组的报告书,给回收小组发放奖励金,一般为每公斤回收垃圾6日元。基本上这些奖金都会被捐给町内会,以筹办小区每年的祭典或其他集体活动。
第一,每一项政策背后都有完整的法律支撑;第二,在分类和回收中市民被赋予和政策制定者平等的地位。因为市民的积极介入,才使得制度真正被落实。
当然,日本的垃圾回收在实施了大约40年后的今天,也遇到不少挑战。一方面,随着老龄化的演进,垃圾回收如何能够减轻高龄者——特别是独居老人——的负担,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正在实验的领域。另一方面,在城市高层公寓楼中,由于居民的流动性和隐秘性高等特征,对非法垃圾投弃的监控变得越来越困难。如何保证公寓住户积极参与垃圾分类,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